中午,和沒力在樓下的麵館吃麵,有幾本雜誌待會要還。沒力抽出今期的《壹周刊》提醒先讀完北島專訪再拿去租書店還,我一邊啖著碗裡的獅子頭,一邊細讀這篇文章,照片上拍的是北島在馬鞍山的專屬書房,有休息室,面海的窗景,木質的書架,還有小廚房可以煮東西及泡茶,感覺十分愜意,哪個文人不嚮往這樣的書房,這是香港中文大學供給他的教授研究室,簡直是頂級的VIP待遇。


其實,北島並沒有完成他的學業,文革十年紅土地鬧得沸沸揚揚,幾乎沒什麼人去學校上課了,操場和教室是人民的批鬥大會,眼看著學校永無止盡的停課,北島趁著這個空檔和同學去了趟北京遊玩,還在天壇照了張相。文革以後,他被下放去做混擬土的建築工人七年,後來又做了五年的鐵匠,他們說這不是勞役,這是學習,我們好青年要向工農兵看齊,才能對祖國做出貢獻。


輟學的北島如何能任教於東亞研究所?憑藉的是他作家的身分。在那個知識貧瘠的年代,你求知若渴,哪兒有書就挖來看,如果能找到一間圖書室,都快瘋了,欣喜若狂的讀,日以繼夜的讀,沒錢讀就借來看,沒錢買就動手抄下來,想辦文學雜誌,沒錢買紙,就請朋友從印刷廠每天順一些紙來,日積月累的直到創刊號終於印出來,誰知道這本雜誌往後竟然發行到全世界。


記得念大學的時候,偶然在詩刊上看見「朦朧詩」,當時並不明白對岸的詩歌發展曾經出現過怎樣風起雲湧的時代,因為政治是敏感詞,經歷過白色恐怖年代的老一輩或許比較能夠體會,用文字揭露時弊更是犯了當局的禁忌,所以詩人們要為自由的吶喊發聲,要去捍衛心中的真理,不得不用朦朧的詞句,意象的語言去抒發,成為文革後大陸詩壇最先鋒的一群人,北島、舒婷、顧城,幾個閃亮的名字,從此住進我的心裡,如今顧城自殺,舒婷成了大陸一級作協委員(等同於文化部官員),而北島人在香港,依然是流亡作家身分。


一九八九前夕,北島聯合了其他三十位作家發表聯合簽名信,要求中共當局釋放魏京生等異議分子,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他人在海外參與文學活動,還是友人致電告訴他才知道自己被列為黑名單,從此再也無法返回祖國,在廣場上學生們把北島的詩句寫成大字報「寧靜的地平線/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選擇天空/決不跪在地上/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好阻擋自由的風/從星星的彈孔裡/將流出血紅的黎明。」在那裡靜坐、絕食、抗議。詩歌展現出超乎想像的力量,曾經這個人寫的詩,一夕之間像閃電劃過天空傳遍全中國!



其實,我寫詩有一部分受到北島的影響很深,但台灣這裡的讀者不覺得,因為他們對北島的作品很陌生,並不知道他們那一代人生存的背景,不瞭解那些詩歌的抒情中,隱含著深層的哀痛與精神上的折磨,直到最近有朋友提起我寫的詩,覺得有一種腔調和大陸詩人很相近,我摸不著頭緒,其實我看的大陸詩歌很少,今天我終於想起來了,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曾拿起大雁出版的北島詩選、顧城詩選、朦朧詩選,一行一行的讀,一頁一頁的抄,有些詩句我甚至隨口就能背誦,一字不差,要說沒有被影響,那是騙人的,不過,因為對北島熟悉的朋友不多, 所以也不曾被人發現過。


北島現在生活條件很優渥沒錯,中共當局對他的態度放軟,前後幾次回去北京探親,他被海內外的輿論罵得很兇,但他廿多年流亡的過程無人聞問,大陸文壇罵他是騎牆派、走資派,海外一些華人罵他是市儈的消費者,多年來始終在消費「流亡作家」這個詞語。不管別人怎麼說,北島依舊是北島,我明白他的內心始終處於憂患狀態,過去廿年來他是個有家歸不得的遊子,他的臉上寫著遷徙歲月的滄桑,他說在這個沒有英雄的年代,他只想做個人。


文化批評家薩依德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曾說: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他認為,知識分子勢必要維持隱喻式流亡的姿態,因為是處於兩者之間的狀態,同時具有祖國和異鄉的雙重視角,用「邊緣」來怒責反諷「傳統與舒適」。如果流亡是北島所背負的命運,那麼荊棘必然是他的冠冕,將這樣的冠冕戴在頭上,像是個被孤獨嘲諷的末世君王,晚年的願意只求安穩二字,只想和自己的家人好好生活在一起,不必再分隔兩地,不願過著飄蕩無依的日子,也不再有鋒利的語字錘打在火熱的鋼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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