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色快手 ● 荒野夢二

安迪沃荷談他的青春期

本文摘自《安迪沃荷的哲學》

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時間，在50年代晚期，我開始覺得自己從認識的人身上感染到他們的疑難雜症。一個朋友無可救藥地與一名已婚婦女有染，另一個透露他是同志，一個我鍾愛的女人顯現出強烈的精神分裂徵兆。我從未感覺到自己有什麼問題，因為我從未具體界定任何問題，但是，如今我感到朋友的種種疑難雜症像細菌一樣自動散佈到我身上。

我決定尋求精神科診治，就如同許許多多我認識的人所做的一樣。我覺得我該界定一些自己的問題——假如我，確實，有任何問題的話——而不光是滿懷同情眼睜睜看著朋友的疑難雜症。

我小時候經歷過三次精神崩潰，每次中間各間隔一年。一次是我八歲的時候，一次是九歲，一次是十歲。這幾次發病——風濕性舞蹈症（St.VitusDance）——全都是在暑假第一天發作的。我不知道這代表什麼。我整個夏天都花在聽收音機上，還有抱著我的查理-麥卡錫（CharlieMcCarthy）玩偶，以及和散落滿床單上和枕頭下沒剪下來的紙娃娃一起躺在床上。

我的父親一直不停前往各個煤礦場出差，我向來很少見到他。我的母親會用她濃重的捷克斯洛伐克口音竭盡所能地念書給我聽，而我一定會在她念完狄克-崔西之後說：「媽，謝謝。」即便我一個字都沒聽懂。而每次我畫完一頁著色本，她就會給我一條赫爾希（Hershey）巧克力棒。

當我回想起我的中學歲月，說真的，我記得的只有上學時的漫長路程，穿過曬衣架上晾著女用包頭巾與連身工作褲的捷克貧民窟，位在賓州的麥基斯波特（McKeesport）。我不特別受人歡迎，但有幾個不錯的朋友。我跟誰都不特別親，雖說我認為我是想要與人親近，因為當我看見那些小朋友彼此傾訴各自的問題時，我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沒有人對我傾吐心事——我不是他們會想要傾吐心事的那種人。我們每天都會經過一座橋，橋下有用過的避孕用品。我總是大聲地對所有人說出那些是什麼東西，然後他們會笑。

有年夏天，我找到一份百貨公司裡的差事，替一個叫做沃瑪先生的大好人翻閱《時尚》（Vogue）和《哈潑時尚》（Harper’sBazaar）以及其他歐洲時裝雜誌。我的酬勞好像是每小時五毛錢，而我的工作就是找尋「點子」。我不記得我曾找到過或是想到過任何點子。沃瑪先生對我來說是個偶像，因為他來自紐約，這點看起來很令人興奮。不過，我自己倒是從沒當真想過要去那裡。

但是在我十八歲的時候，一個朋友把我塞進克羅格（Kroger）超市的購物袋裡，把我帶到紐約。我仍舊想要與其他人親近。我不斷與不同的室友同住，心想我們會變成知心好友，分擔彼此的疑難雜症，但我總發現，他們有興趣的不過是找個人來分擔房租。一度，我跟十七個不同的人住在一〇三街與曼哈頓大道交叉口的一個地下室裡，而這十七個人裡面，沒有一個人曾經跟我分擔過真正的疑難雜症。

他們也都是搞創作的年輕人——那裡或多或少算是個「藝術公社」——所以我知道他們必定有一大堆難題，但我從未聽說過任何一個。廚房裡時常發生到底誰買了哪一片義大利臘腸之類的爭執，不過差不多就這樣。那個時候，我每天工作相當長的時間，所以我猜就算他們告訴我任何他們的疑難雜症，我也不會有時間聽，但我仍舊感覺到被排除在外而心靈受創。

我整個白天都來來回回在找工作，晚上就在家裡畫這些經歷。

這就是我50年代時的生活：問候卡還有水彩畫還有偶爾參加一場咖啡館的詩作朗誦。

除了花在工作上的漫長時間外，我對那些日子記憶最為深刻的，就是蟑螂。我住過的每一間公寓都有一大堆的蟑螂。我永遠忘不了一次羞辱的經驗，我帶了作品集到卡梅爾-斯諾（CarmelSnow）在《哈潑時尚》雜誌的辦公室，拉開作品集拉鍊，不料一隻蟑螂爬出來沿著桌腳溜下去。她替我感到十分難過，所以給了我一份工作。

所以說我有過不計其數的室友。時至今日，在紐約市，我幾乎每晚出門都會遇到某個以前一同住過的人，而此人必然一成不變地跟我的約會物件說明：「我以前跟安迪一起住過。」我總是臉色發白——我是說，更白。同樣的場面發生過幾次之後，我的約會物件搞不清楚我怎麼能跟這麼多人同住過，尤其是當他們只認識如今已獨來獨往的我。

好了，有些人把我想成是60年代媒體派對常客，習慣帶著至少半打「保鏢」抵達派對，他們可能會懷疑我怎麼膽敢稱自己是個「獨行俠」，所以讓我解釋我真是這個意思以及這為何是真話。在我的人生中，當我「感覺到」最為合群並尋求知心好友的時候，我找不到任何接受者，因此在我最孤單時正是我最不想要孤單的時候。而從我決定寧願孤單一人，不要任何人跟我訴說他們的問題的那一刻起，每一個我生平連見都沒見過的人，都開始追著我跟我說那些我已經決定最好不要去聽的事情。我在心裡認定我是個獨行俠之際，也正是我得到一群你可稱之為「追隨者」的時候。

一旦你停止欲求某個東西，你就會得到它。我覺得這真是絕對不變的真理。

我覺得自己感染到朋友的疑難雜症，於是去看一名位於格林威治村的精神科醫生，向他訴說我的一切。我告訴他我一生的故事，還有我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問題，還有我如何感染到朋友的疑難雜症，然後他說他會打電話給我約下次的會診，好讓我們可以多談一點，而他始終沒有打給我。如今當我想到這件事，我瞭解到他說要打電話卻沒打是很不專業的。從精神科醫生那裡回家的路上，我順道去了梅西百貨公司（Macy's），然後莫名其妙地買了我的第一台電視機，一台十九英寸的RCA黑白電視。我把它搬回獨居的公寓裡，在東七十五街的EI下方，然後馬上將精神科醫生忘得一乾二淨。我讓電視無時無刻地開著，特別是當其他人在對我訴說他們的疑難雜症的時候，我發現電視正好足以轉移我的注意力，使得那些人告訴我的疑難雜症再也不會真的影響我。簡直就跟魔術一樣。

我的公寓位於「雪麗美女海報酒吧」（Shirley’sPin-UpBar）樓上，馬貝爾-默塞爾會屈駕前來並演唱《你真可愛》（YouAreSoAdorable），而電視同樣賦予這件事一個全新的觀點。這棟建物是一棟五層樓的樓梯公寓，我本來住在五樓。然後，當二樓空出來的時候，我把二樓也租下來，所以後來我有了兩層樓，但並非兩層相連的樓層。不過，我買了電視機之後，我越來越常待在有電視的樓層。

在我決定當個獨行俠之後的那幾年，我變得越來越受歡迎，並發現我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就專業上來說，我的成績相當不錯。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一些人為我工作，並同意安排他們住在我的工作室裡。在那個時候，一切都很寬鬆、很有彈性。工作室裡的人整天整夜都在裡面。朋友的朋友。留聲機上永遠放著瑪麗亞-卡拉斯，室內有一大堆鏡子與一大堆錫箔。

當時我已經發表我的「普普藝術」（Pop Art）宣言，因此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一大堆畫布要撐起來。通常，我從早上十點工作到晚上十點，回家去睡覺，然後早上再回來，但是早上我到工作室的時候，我前一天晚上離開時留在那裡的人依然在裡面，依然精神奕奕，依然伴著卡拉斯與鏡子。

那時我才明白人們能有多瘋狂。舉例來說，有個女孩搬進電梯裡，一個星期都不肯出來，一直到他們拒絕拿可樂給她喝才出來。我不知道那整個圈子的意義為何。既然工作室的租金是由我來支付，我猜某個程度上來說，那算是「我的」社交圈，但是別問我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始終搞不清楚。